文 / 黃育旗（NPO工作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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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立法從嚴」和「執法從寬」的法治差別！
在台灣最諷刺的是「中華民國」司法單位，或執法人員的流行語：法律千萬條，卡輸黃金一條，亦即任何人犯罪被判刑，只要你有錢，大都能夠擺平，這就是「中華民國」台灣社會普遍最為流行的一句諷刺司法的口頭禪，有錢判生，沒錢判死，最近幾年，更是有了升級版：一審重判，二審減半，三審豬腳麵線(必須用台語唸，才會有更傳神的押韻)。
其實人治的社會就是「立法從嚴，執法從寬」，而法治的社會則是「立法從寬，執法從嚴」，全世界的落後國家都是「立法從嚴，執法從寬」，一般守法的人光看法律規定嚴格就會心生害怕，用一句台灣話講「師公哄死鬼」，立法從嚴只是欺騙大多數不懂法律的人。
尤其是普遍的台灣人，大都害怕上法院，其實那也是一種人生的經驗，譬如大多數的美國人，被警察開罰單，就上法院的簡易法庭，為自己辯駁，若是遇到開罰單的警察沒出庭，大多數的警察都不會出庭，而簡易法庭的法官，大都會視被告發者態度是否誠實認錯？以及保障被告發者事後舉證有利於自己的說詞。
由簡易法庭的法官視情況另作裁量，由簡易法庭的法官降低原來的裁罰金額，如果是簡易法庭法官發覺或遇有生活困苦民眾時，有時法官會動用社會善心人士不定期捐助的善款，尤其是遇有單親婦女帶著小孩時，幫違規被裁罰者支付，更能彰顯關心弱勢族群的目的。
所以、筆者一直以來，不斷呼籲政府應該仿效文明先進國家，採用簡易法庭作為交通違規者，在簡易法庭為自己爭取應有的權益，才會有助於被開罰單的人，更加信服。
所以、文明國家的人很愛上法庭為自己爭取權益，主因是文明國家的法官，就像你家隔壁的歐吉桑、歐巴桑那麼和藹可親，在文明先進國家的法官，不過就是仲裁的公道伯，她(們)的職責就是服務全國的納稅人，因為、納稅人就是國家公僕的僱主。
然而執法從寬，就是讓執法人員有從寬或從嚴執法的裁量權，易於讓執法者有視犯案情節從嚴或從寬，因人而異而作裁量，更能達到教化之目的。
避免讓執法者可以藉機索取好處，就像大法官釋憲案第535號解釋於2001年12月14日就已作成解釋，執法人員就是不願意遵守，仍然知法犯法，我行我素，隨處可見的路邊臨檢，有多少人知道？這是違憲的？
大法官釋憲案第535號主要爭點在於以「警察勤務條例」為依據實施臨檢之規定是否違憲？釋字535號解釋做成時，台灣僅有「警察勤務條例」規範臨檢行為，而且內容簡陋，大法官明確指出臨檢涉及人民之行動自由、財產權、以及隱私權等憲法保障之基本權，應受法律保障，遺憾的是警察卻仍然我行我素，這是哪門子法治啊？
釋憲案旨在強調立法者並無授權警察得任意不顧時間、地點、對象進行臨檢，且已經造成危害，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，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，其施行過程應受比例原則之檢驗。並要求立法者在2年內加以立法修正，因此催生出了「警察職權行使法」。
從犯罪學的角度，犯罪者當然希望能夠有機會藉由花錢消災，輕易買通執法者，形成容許可由執法人員做裁定的，當執法者有了裁量權以後，就極易產生弊端，形成只要有錢可拿，一切都好講，一切都好辦，尤有甚者，更讓執法者易於藉由權力換取收受好處的空間，這就是「立法從嚴，執法從寬」的弊病，人治社會也就是這樣形成的。
文明國家都是「立法從寬，執法從嚴」，也就是它的立法旨意，從法律的角度，讓人看起來不會很害怕，可是、執法從嚴的結果，卻是一絲不茍，馬虎不得，所以、有在西方文明國家住過的人，都知道文明國家的執法者，不接受關說，更不容易接受賄賂。
給人的感覺執法人員很不近人情，很冷漠，其實執法者都是很認真(台灣話說：叮真)，這就是「立法從寬，執法從嚴」，和「立法從嚴，執法從寬」很明顯的差別，這就是法治和人治社會的差別。
在台灣經常可以聽到許多人說台灣已經是法治的社會，這讓人聽了會啼笑皆非，誰不知道在台灣這個人治的社會，有關係就沒關係，沒關係就會有關係，沒關係還要創造關係，一切都講究關係。
舉凡年節購買車票，機票，遇有親友住院，「喬」病床、「喬」病房等，這都是人盡皆知的事，教育工作者若想調動大都要花錢請人「喬」職務，稅務員要調動，警員，和派出所長，警分局長調動，有哪一個不用花錢請有力人士「喬」呢？所以、只要有「喬」，就絕不是法治國家！
順便再舉個例子，就不難理解其實台灣還是停留在人治社會，每當遇有消防員因救火喪命，或是警察執法時喪命時，只要與上層關係良好，總會聽到「從優撫恤」，從優撫恤這句話，就表示國家沒有一套統一標準的制度，才會「有關係就沒關係」的說詞。
其實每一個人的生命價值都是一樣寶貴，國家必需訂定一套統一標準的各種傷亡賠償撫恤制度，一切均得依法定程序，和法定理賠金額，怎能有「從優撫恤」呢？所以、筆者從不認為「中華民國」台灣是一個法治國家！